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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卷历史文书 百年澳门记忆
作者:admin 发表时间:2019-07-12 [浏览量:2]
摘要: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,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的书信。 时值中葡建交40周年、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,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汉文文书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,共呈现100余份珍贵档案文件,从居澳民蕃、澳门蕃官

  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,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的书信。

  时值中葡建交40周年、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,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“汉文文书——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”,共呈现100余份珍贵档案文件,从居澳民蕃、澳门蕃官、清朝官员、西洋教士、欧美商人、英国人与澳门、亚洲各地与澳门等诸多板块,回溯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情况和对居澳民蕃的全方位管辖,勾勒出澳门两百余年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,保留下一段鲜活的澳门记忆。

  “汉文文书”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,其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,与澳葡议事会文书往来而形成的档案。据统计,目前存世的中文原件约1500多件,现藏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。2017年,其以“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(1693-1886)”之名成功申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
  《论语·八佾》有言:“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”文献乃熟知历史掌故的人以及他述说的掌故,是口头表达,是记忆。众所周知,中国最重要的史书,口述史料是其重要史料来源。司马迁著作《史记》,更是对“遗老”进行了大量访谈,在丰沛等地“问其遗老”,方知垂名汉廷的萧何、曹参、樊哙等人皆有“鼓刀屠狗卖缯”之类经历。

  掌故和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,可以构成史册,而典籍中的掌故流传在口耳之间,又变回了记忆。比如此次展出的《香山(编者注:澳门时属广州府香山县)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》,不仅记录了大海盗张保仔投诚事件,而且揭秘了其中的细节。原来,在投诚未定之前,香山知县彭昭麟曾通知葡人判事官,做好两手准备:如果张保仔是真投诚,切勿开炮或者扰动;如果有“返覆”,“立即放炮攻剿”,协助剿捕。这种历史细节,在文书公布之前,恐怕很难为人所知,文书的公布,填充了历史的缝隙,构建了新的记忆。

  展览中还有一份《高丽难民文顺得等为备述在海遭风飘泊事呈清朝官员禀》,禀告了文顺得等四人于嘉庆六年三月从家乡开船出发,收买大米,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在海上遇到大风,漂到琉球国,货物损失,人员罹难。十月被送来中国途中又遇大风浪,飘到吕宋岛国,滞留至嘉庆八年九月,才被送到中国澳门。一纸禀告文书,浓缩了一众人三年半的海上漂泊,更成为典籍中难得的普通人的口述记忆。

  从1573年前后开始,居澳葡人每年向中国地方政府缴纳地租银515两,以换取租地居住的权利,其中地租银500两,火耗银15两,每年冬至之前缴清,此银全数上交布政司,以“解充兵饷”。但是蕃官每年都要拖欠地租银,香山知县每年都要数次催缴,因此汉文文书中含有大量的催缴通知单。

  此次展览的汉文文书,包含了一份乾隆五十七年《香山知县许敦元为催纳地租银事行理事官牌》,文中指令澳葡蕃官缴纳地租“难容迟缓”“毋得迟违”“速速”,并限一日内缴清,语气和态度相当坚决,体现了香山地方官员对居澳葡人管辖的力度。

  嘉庆七年,香山知县许乃来也多次传谕澳葡蕃官,征缴、催缴地租银:四月十九日催补缴嘉庆六年濠镜澳(编者注:澳门的古称)地租短少平头银,十一月十一日征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,十二月初五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,十二月十七日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,十二月二十五日催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,嘉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。

  许敦元、许乃来、彭昭麟等驻澳官员,年复一年,一份又一份的催缴单据,不容迟违,彰显了驻澳官员守土有责的使命担当。同样是这位许乃来,曾一口气拒绝了居澳葡人在司法、债务等方面的多项非分诉求,不辱使命,以“许乃来拒葡案”著称于世。

  展览中还有一件《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奉宪饬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》,指定葡人理事官对居澳葡人进行人口普查,“立将澳夷烟户若干、男妇丁口若干逐一查明,限三日内据实禀复……毋得迟违,速速。”所有资料都要白纸黑字记录,成册上交。对其他国家居澳人员也纳入统计当中,分别记录,听候上级查覆。施政之细腻,法度之严谨,刷新了后人对清代地方官吏的认知。

  梳理《汉文文书: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》一书收录的1500多件汉文文书的索引信息,不难发现,汉文文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名有:北京、广州,大西洋(葡萄牙),法兰西(法国),英吉利(英国)等,突显了澳门当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枢纽地位,以及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作用。

  展览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书是关于难民救助的,譬如《香山县丞为饬护送四名在澳日本难民上省回国事行理事官谕》(葡文译本),有《理事官为恳准遭风被难越南船户事致广东地方官员函》。还有关于剿捕和惩处海盗的,如《香山官员为将海盗缉捕斩诀,在澳枭示以昭天朝法度事下理事官谕》(葡文译本)、《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》,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地区社会治安的强有力管控。

  汉文文书也反映出中国人远赴美洲种茶的对外交往活动,有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的书信,信中叙述他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的情形,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。一封书信,记录了华工群体跨越大洋的谋生之路,寄托着制茶工具背后的浓浓乡情。

  尤其让人感慨的是,随着1848年葡萄牙人将中国清朝官员逐出澳门,并捣毁清朝海关,清政府对葡澳蕃官的文书几近销声匿迹,但此后仅存的7件文书中,居然有3件是1849至1851年两广盐运使司连续三年颁发给同一户渔民姜植兴的出海捕鱼执照。即便时处丧权之秋,一批地方官员和渔民仍然誓死不弃家国,用一纸捕鱼执照传递着无声抗争。后人已无从知晓更多关于捕鱼执照和那户渔民的故事,但它们无疑承载着最动人的澳门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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